郎国任，原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独奏演员、兼乐队首席，1983年文工团解散时，转业到沈阳市公安系统任职，其子郎朗，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由他亲笔撰写的成长故事，对于“竞争”、“赢”、“第一”、“梦想”、“牺牲”、“坚持”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坦率的陈述，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

我出生于1982年6月14日。我不到两岁的时候，一天清晨，正在酣睡中，有人大声敲门，把我吵醒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外大声喊：“送货！”

母亲开了门，我站在她身后。走道里放着一只硕大的纸箱，两个男人站在纸箱的两边。

我问母亲：“那是啥？”

她自豪地笑了，对我说：“一会儿你就能看到。”

送货人撕掉一层又一层厚纸板，拆开包装，感觉上花了好长时间，我所见过的最美的一样东西，褪去包装之后，终于呈现在我眼前。

那是一架立式钢琴。

我跑了过去，触摸着琴身。我按下琴键。黑色的木身光溜溜没有一丝刮痕，琴键很光滑。琴键上方的标志写着：“星海”。

母亲说：“这是你的，整个儿都是你的。”

我抱紧了她。接着，在那一天还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玩我的新玩具，直到深夜，父亲下班回家之后。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昂贵的玩具寄托了我父母一生全部的梦想。

我出生在沈阳空军部队大院

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那时他们都24岁，“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母亲获准回到了沈阳，在自动化研究所做接线员，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他拉二胡，中国最流行的传统乐器。在传统乐团里，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在“文革”期间，音乐学院都关门了，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他曾考过音乐学院，专业测试第一，却因年龄不能入学。

后来沈阳空军文工团招收音乐人才，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被录用。他在沈阳音乐学院找到了一位老师给他上课。有几个月，他没日没夜地练习拉二胡，而且是在户外拉，好不影响其他人。每天凌晨四点开始，直到去上班。每天下班后，再一直练到半夜，日复一日，从没有丝毫松懈。正如父亲说的，考试那天，他发挥极佳，终于被空军录用，当上了沈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独奏演员和乐队首席。

作为空军文工团的音乐家，父亲够格在空军大院里分到一间房。母亲那时已经怀上了我，于是我就出生在空军大院里。

他们给我取名“郎朗”，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名字的发声，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感——对两个音乐家来说，这就是很充分的理由了。同时，“朗”也有明亮、开朗的意思。父母亲希望我永远保持开朗的性格、乐观向上的态度。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和我出生在空军宿舍这一事实不无关联。这有几个原因。其一，我生活在充满安全感、受到保护的环境中。我们从不锁门，也不担心治安，因为空军基地的大门管得格外严。事实上，我成长在全中国守卫最严密的地方之一。在那样的一个滴水不透的气泡中，我能够专注于我的音乐，没有忧虑和纷扰。其二，营区里充满了冒险和奇遇的氛围。军事基地是一个很刺激的活动场所。对于一个天性已经是喜欢想着遥远的地方，在梦想中迷失自己的小孩子来说，那儿是一个激发想象力的奇境。我和朋友们玩耍的时候，巨大的、响得骇人的战斗机会从我们头顶飞过，降落在基地，又从基地起飞。但是最好的一点是，空军大院中我们住的那个小区是艺术家的天下，那儿到处都飘逸着音乐。每个星期六晚上，爸妈就会邀请音乐家朋友和他们的孩子来我们家聚会。

聚会总是非常开心，但同时也很紧张、富有竞争性。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演奏西方乐器，而他们的父母则在一旁即兴地用中国乐器为我们伴奏——仿佛父辈们饱受挫折的抱负与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移植到了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他们有的拉二胡，有的弹琵琶，有的弹古筝，有的吹唢呐或是竹笛。一个小女孩拉小提琴，一个小男孩拉二胡，但大多数小孩弹钢琴。我之所以弹上钢琴是因为父亲说钢琴是最受喜爱的乐器。他和我母亲自从发现了我的音乐天资以来，一直都期待我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在我还不到一岁时，他们听到我哼唱收音机里面听来的旋律。在我还没有学会认字之前，他们就教会了我识读音符。

每次弹琴，我都弹得津津有味。比起弹琴，我更爱表演，比如向我的朋友和我父母的朋友展示我刚背熟的莫扎特小奏鸣曲。我喜欢和他人分享音乐时的那种感觉。其他小孩中很多比我大，音乐功底也已经很扎实了，可我还是很强烈地意识到，我想要比他们弹得好。我虽然天性好胜，却并不妨碍我们聚会所体现的友谊、温暖和盛情。

在我四岁的时候，我碰巧听到父亲和空军文工团的指挥白先生之间的谈话。

“我儿子需要一个老师，一个好老师。”

白先生提议说：“我女儿的小提琴老师有个朋友是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主任。她是城里最好的老师。”

“她会教我儿子吗？”

“她得先要听他弹一弹。”

谈完话的当天，父亲就威胁我说：“现在你练琴得加倍地努力，给这个老师弹的时候，你必须一个错都不能犯，一个都不行，现在就给我开始练。”

父亲和母亲都教过我阅读音乐的基本知识，但成为我钢琴老师的则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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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北京

在过去两年里，为了能够给我授课，父亲一直在一排管风琴的脚键盘上研习钢琴演奏。如今，他意识到他的授课技巧有限，他想让我跟着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老师学习。老师的名字叫朱雅芬，她体态纤小，看上去很慈祥。她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帮我脱下外衣和手套。她很耐心，说起话来和风细雨。在她的教导下，1987年，我五岁时参加了沈阳市少儿钢琴比赛，并在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全市所有十岁以下钢琴学生都参加了竞赛，那也是我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之后，我举行了我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我喜欢在舞台上表演，温暖的灯光照在我身上的感觉。我喜欢听众的掌声。从那时起，我决定，我要当一名钢琴家。

这也是我父母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父亲辞去了工作，带我到了北京，租了丰台一个破旧窄小的房子住下来。

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们在找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我们知道大致的方位，但还是迷路了。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段路一般骑一小时就能到，但今天我们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当我们骑车穿过这个巨大的城市，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阳做比较。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我的照片还上过报，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三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在沈阳，我们认识每一条街道、每一条马路，我们坐着他的警用摩托车穿过了所有的大街小巷；在北京，我们隔几分钟就迷一次路。在沈阳，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在北京，我们的生活却是一团糟。

父亲说：“你和这个老师见面，应该会很顺利。她会看到你的才华，教你如何提高，你会有长足的进步，一年半后就能考进音乐学院。那以后，你的老师都会是国内最好的老师，所以你一定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这很重要。今天你一定要弹得十全十美。”

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弹得很完美——如果我们不得已要在北京忍受磨难，生活在又脏又乱的环境中，那我怎么也不会让自己在弹琴上失败。无论如何，我得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

琴弹得像个自杀的武士

从我和我的新老师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受到她的脾气。见到她之前，我以为她会是个像朱教授那样的人，会喜欢我的演奏，表扬我，支持我，给我鼓励。但“发脾气教授”——我给她起的名字——没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她个头很矮、手非常小，对我的弹奏没有任何反应。她从没有说过我有任何天分或潜力，尽管大多数听过我弹琴的音乐家都说我的演奏既有感情，又有技巧上的火花。但她从没有这样表示过，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赞赏的话。每当我弹完一首曲子，她就会点点头说：“还凑合吧。”

除了当老师，给音乐学院的考生上课，她同时又是在音乐学院任教的教授。“这就是为什么你得要听从她的指导。”父亲在我们上完第一堂课离开她家的时候说，“这很重要。她是你进入音乐学院的关键。她知道考官想要的是什么，期待的是什么，因为她就是考官中的一个”。

“但是她为什么老是对我发脾气。”

父亲纠正我说：“那不是发脾气，那是职业作风。她没工夫尽对你说好听的，她不是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她是有高级职称的教授。有重要的工作去做，她要做的就是挑战你，你要做的就是听她的。”

我坐上自行车的后座，我们俩骑着车融入了车流。空气污染在午后开始蔓延，天空脏脏的，带着一抹褐色。我说：“我不喜欢她。”

父亲吼叫着回答说：“你不需要喜欢她，你只要听她话就行。”

我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的新生活分成三部分：跟发脾气教授上课，练琴，上小学。

我不在乎练琴。发脾气教授教我学很艰深的曲子的时候，我喜欢那份挑战。如果我学得很快，我知道她会注意到的。

但到最后，我也从来没能让她注意到我有任何可取之处。如果她注意到了，她从来没有对我有任何表示。她对我表达的唯一情绪是失望。

她会说：“你的节拍不对。你的短句划分不自然。你不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这琴弹得像个到最后自杀了事的日本武士。”

“你这琴弹得像个种土豆的农民。”

“你这琴弹得像白开水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你得弹起来像可口可乐一样。”可口可乐那时刚刚在中国上市不久，很受欢迎。当我问她怎么弹才能弹得像可口可乐。铃声总是在那时响起，她会对我说：我的课结束了。

她说我的演奏没有中心，没有音乐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把霍洛维茨、鲁宾斯坦、施纳贝尔的伟大的录音唱片都扔到了窗外，把乐谱都烧毁了。她说我弹琴就和那些人一样，好像是我把音乐扔到了窗外。她还说，我对音乐没有感觉，有的只是疯狂的奇想。

她的批评让我忧虑。但父亲并不担心。他说：“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沈阳是个童话世界。这儿的老师说话不留情，她很严厉，这很好。你要的就是这样的老师。”事实上，我后来了解到，发脾气教授当年的钢琴老师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教她的。

暖和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天气很快转冷。公寓里没有暖气，一丝暖气都没有。我们靠着母亲按月从沈阳寄来的钱维持生计，可那一千来块钱刚够我们交房租，付钢琴课的费用、买蔬菜、鸡蛋，偶尔买一块鸡肉。我们连买一台小型取暖器的钱都没有，当然电视就更不用提了。在我练琴的时候，父亲给我穿上厚厚几层衣服。我会穿上两条裤子，两件衬衣。弹琴带来的热力让我的双手保持温暖。事实上，我常常弹琴弹到深夜，好不用太早上床。床上太冷，冻得我睡不着。为了确保我能睡得好，父亲会在我前面先爬上床睡一会儿，把床睡暖和。

但是我深夜的练琴并不仅仅是生存的策略。练琴对我，还有对父亲来说，都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他反复说：“如果你练得再勤奋些，你最终会让老师高兴的。你必须尽全力让老师满意。”我无法忍受达不到她的期望。如果这意味着我必须更辛苦地练琴，那也没什么。然而要去讨好这个从来不觉得我有任何优点的老师。这个想法也同样让我无法忍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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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

母亲来探亲的时间太短了。她走的时候，也带走了暖和的天气，留下的只是要面对每星期钢琴课的焦虑不安。即使在我绝对确信我已经掌握了一首高难度的舒伯特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的时候，发脾气教授仍然坐在那儿，无动于衷。我的手指飞快地滑过琴键，对技巧上的挑战应对得也很好，弹起来也带着合适的感情。在家里，即便是父亲也不得不承认，我弹得不错，但是发脾气教授从来没有满意过。

她会抱怨说：“少了些什么。”但她从来不说到底是什么。

我的挫折感不断在加剧。父亲不再说我练琴没练够，因为很清楚我练琴是足够用功了。他人就在公寓里，盯着我，监督我的每一步动作。他意识到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那一次，父亲和我顶着雷暴和沙尘暴骑车去发脾气教授的琴房。在春天，强风把肮脏的黄沙从戈壁滩一直吹到北京城，我们浑身都会被沙尘覆盖着。雨一下，雨水就把尘土粘在我们的脸上和衣服上。虽然我穿着黄雨衣，但每次自行车骑过一个水坑，污水就会溅得我满身满脸。等我们到的时候，我浑身全湿透了，脏兮兮的，父亲也一样。我们在冷风中直打哆嗦，但发脾气教授没有问我们需不需要毛巾。

父亲说：“教授，如果您让我们把身上弄干了，郎朗就可以开始给您弹琴了。”

“没这个必要了。”她说，她的声音比冰还要冷。

父亲问：“为什么呢？”

“我已经决定不再教你儿子了。”

死一样的沉默。

我感到泪水盈满了眼眶，我看到父亲的眼圈也变红了。

他说：“这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是个天才。”

“大多数学钢琴的孩子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绝大多数孩子都不是的。郎国任，你的儿子不仅离天才差得太远，他连进音乐学院的才华都没有。我恐怕他是不可救药了。”

父亲争辩说：“但是教授，他赢过比赛，有关于他的各种报道。在沈阳他很出名。”

“沈阳不是北京。”

“您一定得再考虑一下，教授。我们全部的赌注都放在这孩子的才华上了。我放弃我的好工作，到这儿来住在一间小破房里，就是为了您能教他。”

“郎国任，对不起，但是我主意已定。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走出来时，浑身仍然湿淋淋的。我们又走进了雨中。我抱着父亲的腰，骑车回到公寓。一路上，我哭个不停。我作为音乐家的生命就此毁灭了，我的未来崩溃了。当父亲跨下车时，我看不出他脸上流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那也无关紧要了，什么事都不再重要了。

我们无亲无故，失去了方向

父亲完全失去了控制。在我生命的头一回，我感觉到他是一筹莫展了。我没了老师，没了准备音乐学院考试的路子，他不知道如何去把握这个现实。在这个庞大、无情的城市里，我们无亲无故，失去了方向。

我唯一的安慰是我上的那所小学的校合唱团。合唱团的指挥请我为合唱团作钢琴伴奏，我特别喜欢伴奏，因为合唱团的小孩子们都夸奖我的演奏，我取代的那个钢琴伴奏以前总犯错。但我很少出错。在我生活中很凄惨的那段时光，我觉得没人欣赏我，也觉得自己没有才华，只有合唱团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亮点。

在发脾气教授拒绝教我的第二天早晨，父亲提前一个小时叫醒了我。

他说：“我想要你每天上学前多练一小时的琴，每天放学后再多练一小时，你三点回家后，一直要练到六点，而不是五点。”

我觉得那毫无意义。我练琴是为了谁呢，但父亲此刻的心境是容不得我有任何疑问的，在他的眼睛里有一份我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疯狂。

他说：“你一定得像活不过明天那样地练琴，你必须练到每个人都能看到，没有人有理由拒绝你，你是第一名，永远会是第一名。”

那天在合唱团排练的时候，我试图忘记发脾气教授，还有父亲不正常的情绪。老师对我的表现多有褒奖，但她觉得合唱团还需要再花点工夫，于是她把排练时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我知道如果不能在三点钟开始练琴，父亲会生气，但我没有选择。我心想，一旦我告诉他，事实上，我下午一直在弹钢琴，他就会平息下来。

排练结束后，我快步走回家去。在我快走到楼门口时，我可以看见父亲从我们家十一层的阳台上探身往外看。他冲着我声嘶力竭地喊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