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身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随军南下，有一天行进到广东汕头附近时，实在太累了，就想坐下休息一会儿。这时，他身边一个穿着蓝军装的女战士，就冲着他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郭沫若打趣地指着她说：“你呀，你呀，真调皮！”
      这个调皮的战士就是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她父母都曾留学日本，她本人也通晓日语。1926年郭沫若在广东中山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安琳正在中大文科学院读书。她非常崇拜郭沫若的才华，也很喜欢听他的讲课。北伐开始时，安琳也参加了北伐军。1926年10月，安琳随部队来到武汉，意外地邂逅了她的老师，觉得分外亲切。这时的郭沫若担任着北伐军政治部的副主任，就调安琳到政治部工作。北伐革命失败后，她跟随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南下撤退途中，安琳始终与郭沫若同行，细致周到地照顾着这位首长和恩师。
      途中，郭沫若患了痢疾，安琳到处为他寻医问药，为他熬草药服用，照顾得无微不至，郭沫若非常感动。南下途中，他们历经艰险，相互搀扶，同舟共济，使得他们的感情融汇在一起，成为患难中的知己。在汕头附近的盐酸寮，郭沫若一行人遭到土匪围攻，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脱险。在休整和等待船只期间，郭沫若与安琳在一座侧楼里生活了十天。后来他们搭上一艘货轮来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又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日，于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带着安琳回到上海，安排她在内山书店的楼上住了十几天。当时安娜也带着孩子住在内山书店附近。
      当时，郭沫若受到国民党的通缉，本想到苏联去，可是因为患病，误了轮船，只好到日本去躲避一时。1928年2月郭沫若全家离开上海前，几位朋友为他们饯行，安琳也出席了。席间，安琳和郭沫若都显得非常拘束，安琳似乎有很多话要对郭沫若说，可是安娜在场，无法表白，只是不断地向他投以含情脉脉的目光。安娜敏感地意识到郭沫若与安琳的关系不正常，晚上临睡前就问他：“你和安琳女士什么关系？”郭沫若告诉她，安琳是他的学生，都是北伐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的。在南下撤退途中，他患病时安琳给予他悉心的照顾，也和他经历了很多风险。安娜又问道：“你爱她吗？”郭沫若毫不隐讳地说：“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自然是有感情的。”安娜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花心的人，她看了一眼身边睡着的几个儿女，说：“要不是有这些儿女拖累，我会让你如愿的。”到了日本之后，郭沫若与安琳这位红颜知己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