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肖劲光的妻妹23岁的朱仲丽从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不久便到了延安，先后在边区医院当外科大夫、门诊部主任、王家坪和杨家岭医务所所长。这样一来，她同中央一丛领导同志接触得就比较多了，大家都感到她是一个性格直爽、活泼、能干的医生。

一天，王稼祥给肖劲光写了一张纸条子：你有时间带妻妹来玩。肖劲光看了看条子，高兴地将稼祥的意思告诉了朱仲丽。朱仲丽听了很兴奋。她想，稼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地位很高，自己不过是一个刚走出大学门不久的学生，应当尊重他的感情。于是，在一个星期天，肖劲光兴致勃勃地带着朱仲丽到王稼祥的住地王家坪去玩。这一天，王稼祥与朱仲丽在一起打了一阵网球，又一起到窑洞里下围棋，自此以后，他们常在一起了。不过，那时他们在一起也仅仅是打球，下围棋，时而，稼祥也谈谈自己的病况，经过一个时期的接触，他们彼此的了解更深了，感情也更近了，1939年正月，两人结了婚。

结婚以后，朱仲丽对王稼祥那种钦敬之情更加强烈了。她想，自己应当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用最大的力量去照顾他，使他不分心把革命工作搞好。两人的性格，情趣不尽相同，比如，稼祥好静，喜欢读书，思考，而仲丽好动，喜欢看电影，跳舞等。但结婚以来，他们夫妻之间从未吵过嘴，他们之间的感情，如同风平浪静的湖水那样深沉、含蓄。

在一个家庭，生儿育女是头等大事，但在王稼祥和朱仲丽看来，却微不足道，朱仲丽怀孕以后，意外地患了盲肠炎，需要做手术。她想，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党和国家的处境如此艰难，自己生了孩子怎么养呢？不如在作盲肠手术时，一起结扎上输卵管算了，一天晚上，她把这个不成熟的想法大胆地对丈夫说了，王稼祥一点也没在意，说：“好啊，那就结扎吧！”朱仲丽说：“那将来可就没有孩子！”王稼祥还是不紧不慢地说：“没有就没有吧！”朱仲丽又说：“那就这样做了！”王稼祥点点头，表示同意。象这样关系到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两个人竟然在谈笑之间就定下来了，并且这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从他们青年，中年，一直到老年，谁都没有感到反悔或抱怨。

新中国诞生后，王稼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首任中国驻苏大使，朱仲丽随之到了莫斯科。王稼祥生活相当中朴素，每月给自己定的薪金与使馆里的汽车司机的工资相等；而朱仲丽不但不要工资，就连原来应得的供给制也取消了。

长期在苏联生活，语言不通是很不方便的。王稼祥俄文水平很高，尽管工作忙，也帮助朱仲丽学习俄语，非常认真，耐心地讲解辅导，使她进步很快。

两人虽有不同的兴趣和爱好，但他们互相尊重，彼此支持。朱仲丽喜欢跳舞，按理说王稼祥是应当陪她一起去玩一玩，但因为工作忙，他去的次数屈指可数，一般都是朱仲丽一个人去跳。她每次去跳舞时，就对丈夫说：“稼祥，我去跳舞了！”；王稼祥点点头，高兴地说：“好哇，早点回来。”

给王稼样做饭的大师街老耿，在延安时就给他烧饭。朱仲丽觉得这是他的炊事员，；自己不配吃，因此，她对饭菜从不提出什么额外要求，烧什么吃什么。王稼祥吃饭快，朱仲丽害。怕他消化不好，就常常提醒他：“慢点吃！”王稼祥答应了，可慢了一会儿，又决起来。多少年来，王稼祥在朱仲丽的体贴、照顾下，身体有很大的好转。有一次，毛泽东对朱仲丽说：“我们以为稼祥不会治好的，他现在每天工作十小时，主要是靠你。”周恩来看到他们生活得那么和谐、幸福，赞许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

十年动乱中，王稼祥和朱仲丽都未能幸免，他们一起被掀上台去批斗，一起被“关押”在牛棚里，又一起被送到河南一个有高墙的干休所。在那里，吃、住条件不好，没有大夫给看病，朱仲丽担起了全部的家务活。他步行到乡下去给丈夫买稻草铺床，每天给丈夫熬药，烧饭。但不久，王稼祥便离开了人世。

粉碎“四人帮”以后，王稼祥与朱仲丽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朱仲丽继续去完成王稼祥未竟的事业。她虽年事已高，仍奋笔撰写回忆录和创作小说。1982年，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如今她已进入古稀之年还在争分夺秒，潜心埋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