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中“五四运动”是承接电影三段式剧情的重要过渡，共动用980余名群众演员，将“火烧赵家楼”、血书“还我青岛”等历史事件逐一呈现，被片方称为全篇的“泪点高发期”。片中学生们游行时慷慨激昂地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针对的正是身陷“二十一条”漩涡之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臭名昭著，曹、章、陆三个“亲日派”当然难逃干系。顶着“卖国贼”这一沉重的帽子，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自然就被遗忘了。

曹汝霖：民国“头号”律师建中央医院

曹汝霖出生于上海，为家中独子，曹家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宽裕。年轻时的曹汝霖厌倦八股文，一心想学造铁路，他执意自费去日本留学，家中无钱，双亲为了让他如愿，卖掉两亩地送他去了东京。

日本留学时，曹汝霖曾就读于东京法学院，毕业后在日本各级裁判所实习，回国后在商部任职，同时还进士馆讲授刑事诉讼法。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当时很多法官都是曹汝霖的同学，为了避嫌，他也有意减少了与他们的交往。曹汝霖的事务所就开在家中，后来他接了一个死刑犯上诉案件，在他的辩护下，死刑犯得以无罪释放，从此声名远播，生意也开始门庭若市。据他自述，因此也开了风气之先：“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于1913年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均出自此任期内：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当日，“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曹汝霖的宅子。曹汝霖当时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里，后穿上厨役的衣服溜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才躲过此劫，不过家产被烧，损失不少。

“五四运动”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他受刺激颇深，发誓不再与政治沾边。时年42岁的曹汝霖开始深居简出，不时做做慈善。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

曹汝霖向来不否认其“亲日”立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被他视为中国发展的理想范本，不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立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12月底，日寇占领军筹组华北伪政权，他们认为最理想的领军人物是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三人，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吴佩孚坚决不肯干，致使日寇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将其毒死，靳云鹏也坚持拒绝。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非常气愤地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作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又追加他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不过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蒋介石当时就表示对曹的这种做法非常赞许。1945年北平肃奸时，军统局曾将伪华北政权的汉奸名单呈蒋审核，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剔除在外。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作为一项固定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医院经费方面都由曹汝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兼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他不拿薪水，所得的全部报酬就是，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工作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汝霖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了台湾，后去日本、美国。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仍不免为自己辩白，忆及“五四运动”时，他倒也大度感慨：“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1966年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page]

章宗祥：起草中国最早的刑法草案

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对日本情有独钟，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没必要远渡重洋去美国、欧洲取经。他当年去日本时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成为1898年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仅有六名佼佼者，其中还有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章宗祥回国后为清政府编过商法，清廷曾赐他进士出身。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新近有研究者发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纂拟的《刑律草案》（稿本），在时间上早于由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应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此草案开始采用了现代刑法的体例，模仿日本，折衷中西，并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堪称中国近代刑法典的开篇之作。而它不被人所知的原因有可能是，该草案没来得及正式上呈，就被冈田氏刑律草案所代替，从而没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章宗祥写过《新刑律颁布之经过》一文，回忆了当初编纂草案时的难忘经历：“房屋已陈腐失修，雨日地面出水，潮气逼人”，但除了开会日，他和董康每天足不出户地编译整理草案，到了盛夏仍不休息，“两人对坐，余口译，董笔述，至今犹能忆及当时情状。”

章宗祥与杨荫杭是同窗兼老友，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还提到过，暑假的一天，章宗祥接他们全家到他家去玩。“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杨绛父母讲到“二十一条”时，总用“嘴巴”一词代称章宗祥，“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

后来章宗祥给袁世凯当过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当时跟日本签的卖国条约，大都经过他的手，也因此被批为“卖国贼”。“五四运动”当天，他是三人中最惨的一位。学生们涌进曹家时，章宗祥本来藏在地窖中，当听见外面喊叫起火了，他便从地窖里跑了出来，被学生们逮个正着，报以乱拳。曹宅管家燕筱亭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学生们还是寻了过来，曹家仆人李福在后来的审讯证词中描述当时的情境：“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最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了章宗祥。

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据说章宗祥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不过，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章宗祥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伤势转好后，6月初章宗祥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

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等建立伪国民政府，为日本服务，大汉奸们多次拉拢章宗祥入伙，尤其是汪精卫对章宗祥惺惺相惜，因为二十多年前章曾在他性命攸关之际帮过他。这要追溯到1910年那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事情败露，被捕入狱。当时主审汪精卫一案的是民政部大臣耆善，章宗祥为民政部右丞，主持一切庭审事务。审汪一案出现两种论调，一边是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一边是肃亲王、章宗祥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不如从宽处理。耆善非常清楚革命烽火不可遏制，打算宽待汪精卫以市惠，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了汪精卫一死。当时来操作一切具体事宜的就是章宗祥，他非常善待狱中的汪精卫，汪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可谓出了大力气，不过那时候的汪精卫也还远不是大汉奸。

1931年3月，章宗祥应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以汉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page]

陆宗舆：“经商奇才”立起首钢一号炉

从“五四”期间的经历来看，陆宗舆无疑比章宗祥和曹汝霖幸运一些。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后，本来准备前往陆宗舆家的，但因没能找到陆宅而作罢。后在向政府递交辞呈、为己开脱的同时，陆宗舆将事件的原因归于“党争”，认为发动“五四”的人并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背后的“黑手”，“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是为速亡”。

陆宗舆是三人中年纪最长的一位，浙江海宁人，少年时乡人称他为神童。1896年，二十岁的他结了婚，新娘子徐金凤和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是同学，还曾结拜为姐妹。婚后三天，陆宗舆就告别妻子前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学习，一年多不回家。再过一年，他向妻子的娘家借贷了一笔钱，独个儿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一去又是三年。

1902年秋，陆宗舆学成归国，在殿试中考得法学第一名，获举人出身。1906年冬，陆宗舆以三等参赞的职务陪同五大臣出访欧美，一路走了英、法、美、德、俄、意等国。他们在德国待的时间最长，不仅考察了宪法、国法等现代法律制度，还研究了市政、警政等新政建设。第二年秋天归国，陆宗舆将考察成果写成一本《欧美政治要义》论著，朝廷据此制定新官制，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7年，陆宗舆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前往沈阳。当时吉林、黑龙江两省用骡和马运盐，大车一次只能拉几百斤，从长春到哈尔滨一个来回要走一两个月，一年中又有七八个月积雪不能走，几万吨的盐积压着运不出去，而哈尔滨等地的老百姓却买不到盐吃。为什么不用火车运盐？问题出在当权的慈禧太后身上，她历来对铁路恐慌，害怕修铁路会冲坏了风水；再则，东北的铁路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修筑的，手下人不敢用火车运盐。陆宗舆假装不知此情，找了中长铁路俄方路长谈判，很快第一批盐从铁路起运了。

用铁路运输后，每斤盐的运费由一元钱降到几分钱，且一年四季可随时出运。运输通畅了，盐却不够卖了。陆宗舆又从东北最大的盐场——营口田庄台盐场着手，命县令督办将盐工们全找回来，开矿采石，垒堤筑坝，先筑海塘，后建盐场，不到一年，盐场就变得繁忙异常。他还发明了补征法杜绝官员舞弊谋利，后被推广到全国。陆宗舆在东北管理盐务的三年里，第一年就增收盐税九十三万两税银，到了第三年达一百六十余万两。当陆宗舆卸任离开沈阳时，营口百姓敲锣打鼓送来一顶乡民们你一针我一针轮流绣成的“万民伞”，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拥戴之情。从此，陆宗舆也被誉为“经商奇才”。

袁世凯上台后任命陆宗舆为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12月他作为驻日公使赴日，时年三十八岁。不久后，陆宗舆接到袁世凯的来电，说国内正抓捕革命党人，许多参加二次革命的人纷纷逃到国外避难，孙中山等人就躲在东京，要求驻日公使迅速办理引渡他们回国。再三考虑后，陆宗舆找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献出“调停法”——“我们筹措学费供给上学，给予生活补贴，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钱由我们大使馆出，你们日本只要取消引渡一项就可以了，首相以为如何？”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他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当时就结了怨。眼下，大隈首相更不愿意帮助袁世凯对付其政敌，所以一口答应了陆宗舆的方案。

一个多月后，孙中山特意来会见陆宗舆。一见面，孙说：“由于你的调停，许多国民党人不被杀害，我在这儿也安全，这是你的功劳，我得好好谢谢你。”他拿出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题写“润生兄留念——孙文”送给陆。因为有这个“调停法”，国内战争时期，许多共产党人如周恩来、郭沫若等逃亡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北京石景山下有一处建筑，两排房子全部由青石砌成，通体青白色，人称“白屋”，颇为神秘。1918年4月，段祺瑞委任财政部次长陆宗舆为督办，瑞典专家安德森为技术顾问，组建公司着手办矿事宜。1919年春，陆宗舆和美国专家一起在北京周围进行实地考察、选址，最终敲定在石景山的东麓，这就是九十年前首钢的最初蓝图。炼钢所需要的铁矿石来自于龙关山和烟筒山，陆宗舆故而为这家炼钢企业取名为“龙烟铁矿公司”，寄希望于钢铁厂像龙一样烟气滚滚，升腾壮大。1921年春天，从美国购买的大型冶炼设备运抵石景山。这座炼铁炉是京津地区的第一座高炉，也被称为首钢一号炉。为了给这个庞然大物打造一个坚实稳固的地基，工人们用近一年的时间炸平了二三十米高的两座山包。开山所得的这些石头，青白纯净，质地坚硬，是优良的建筑材料，于是陆宗舆就地取材，在厂区建造了前述的那排“白屋”，现已成为“首钢厂史博物馆”。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二十二万人马在长辛店一带交火，石景山炼厂正处在夹击之中。7月，陆宗舆逃避抓捕躲往天津租界，龙烟炼厂出铁之事随之搁浅。白屋成了军阀政府的临时议事厅。1936年，在日军夺取龙烟铁矿的开发权后，陆宗舆受命于国民政府，重新接管龙烟铁矿。那一年，陆宗舆住进白屋，频繁奔波于平津之间，企图重整他的钢铁王国，但最终也没能完成让龙烟铁矿公司炼出钢铁的夙愿。直到1945年，这座命运多舛的钢铁厂才终于从一号炉流出了它的第一股铁水。

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再次附逆为汉奸。1941年6月1日病死于日本，他没有葬回家乡浙江海宁，而是葬在了石景山福寿岭的东山坡。

湖畔诗人冯雪峰

他曾经是著名的“湖畔”诗人，在白色恐怖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做出卓越的贡献，他是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

1903年6月2日,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神坛村一个农民家里。1921年加入文学团体晨光社。1922年与友人组成湖畔诗社。1925年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自20年代末起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状况。

1929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并成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一时期，主编或参与编辑《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左联机关刊物。继续编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参加了与各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文学主张的论战。1933年起，离开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长、副校长，红军大学政治教员等职。

1936年，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上海兼管文艺工作，参加了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底回故乡从事创作。1941年被国民党逮捕囚于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出狱后，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

1949年6月，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为华东代表团团长。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常务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政协第一届委员。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出版，内收寓言一百篇。

1950年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兼任《文艺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任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著有《谈谈杂文》、《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鲁迅逝世十四周年》、《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画方案》、《"要在朝鲜怎麼办呢？"》。

195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重新写作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著有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论文《鲜血记录的历史第一页》、《关于〈鲁迅日记〉影印本》、《党给鲁迅以力量》、《回忆鲁迅》、《怎样读鲁迅的杂文》等。《鲁迅和他少年时代时候的朋友》出版。

1953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又担任作协党组成员。编辑《瞿秋白文集》并作序迄。开始指导杜鹏程修改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著有新诗《我们的父亲》，论文《关于创作和批评》、《关于语言问题的意见》等。

1954年由浙江省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解除《文艺报》主编的职务，并写检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著有《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目前中国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等。

1957年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在对丁、陈进行批判的同时受到批判。被文化部党组定为"右派分子"，被迫中止公开的文学活动。选《百喻经故事》中寓言55篇，编为《富翁造三层楼－－印度寓言》出版。为《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写《潘漠华小传》并作序。1972年参与《鲁迅日记》的校订。

冯雪峰是著名的“湖畔”诗人，在白色恐怖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做出卓越的贡献；他也是我党为数不多全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入过国民党的监狱，在上饶集中营坚持不屈不挠的战斗，九死一生，同时也在“反右”、“文革”中几经困厄，身陷囹圄；他的一生信仰鲁迅，服膺鲁迅，宣传鲁迅，最终他却因此获灾。

1976年，因肺炎引起并发症，1月31日上午11时，冯雪峰在首都医院去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