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陈独秀动荡的一生，和他相伴的4个女人中，最惊世骇俗的莫过于爱上发妻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并冲破世俗枷锁，抵达最为憧憬的婚姻自主的民主之境。

与潮女一见钟情

见到高君曼，是陈独秀1903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之后。这个被清政府叱为“康党”、“乱党”、“革命党”的异端分子，眼下正在报上连续发表《恶俗篇》论，尖锐批评“父母包办、强迫成婚”的旧婚姻习俗。

陈独秀和发妻高晓岚的包办婚姻，早因二人价值观不同名存实亡。遇到不得不相对时，两人要么形同陌路，要么大吵大闹。家，已非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

就在陈独秀的婚姻最难堪时，高家来了个意外之客——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由于和妻子关系恶化，陈独秀对高家亲戚并不上心。但高君曼却不打算被一代才子无视，见陈独秀从书房出来，她立马笑盈盈地说：“姐夫，你在报上的大作，小女多有拜读，还有不少疑惑之处，不知姐夫愿否折节赐教？”

几句话说得分寸得当、修养不凡，既摆明自己并非不读书不知天下事的愚妇，也表露了对陈独秀的敬重和欣赏。陈独秀闻言不禁抬眼看向高君曼，活泼俊秀的新女性跃入眼帘，他内心一动：“请到书房里谈吧。”

书房一叙变成愉悦长谈，就读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小姨妹是高父续弦所生，热爱文学、见识开阔，两人从诗词歌赋聊到行游见闻，从社会责任说到男女婚恋，大有相逢恨晚之感。高君曼总有理由约陈独秀见面聊天。聊多了，风言风语就紧随而来。但思想前卫、举止洒脱的潮女毫不在意，严词抨击封建观念的陈独秀更是乐得与打破束缚的新女性交往，谁也不愿顾及人言而隐身自退。

继父陈衍庶曾以“退继”相逼，不料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遗产，封建家庭的任何干预都无济于事。面对众人的非难和陈高两家的指责，离经叛道的二人凭着坚决“自由恋爱”的倔劲儿，感情反而急速升温，陈独秀干脆以留学日本为名带上高君曼私奔，从此形影不离。

老死不相往来

1909年冬，归国的陈独秀与高君曼在西子湖畔结为伉俪。喜新厌旧的不伦之恋，在“众数”嘴里成了“有伤风化”，只有在“少数”眼里是侠胆温情的壮举。陈高两家一怒之下跟他们断绝了关系。但在婚姻自主与爱情甜蜜的巨大喜悦中，二人却享受了毕生中最安然自得的时光。高君曼常伴随时任陆军小学堂教习的丈夫走访友人，过着“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的半隐居生活。

高君曼很喜欢这种彼此交心、稳定安宁的家庭生活。只是陈独秀报国无门的悲慨与惆怅，并未因这场幸福的结合而减轻，无意逃避现实、积极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让陈独秀刚过完初婚的蜜月期，就携妻走南闯北、屡遇风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却忙着办报、演讲，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并推动“五四”运动爆发。家中之事，他已鲜于过问。高君曼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同时，也竭尽所能力挺丈夫的革命事业。但动荡、艰苦的生活轻易就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当时近乎于绝症的肺结核，整日不停咯血。高君曼并不后悔爱上“重事业、轻家庭”的革命家，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也来到此地谋生。延年和乔年二子白天在外工作，晚上却睡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作为姨母和继母的高君曼看不过，也怕落得刻薄继子的恶名，便要求把二子接到家中食宿，不想陈独秀坚决不允。

一天，高君曼请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来当说客。陈独秀依然冥顽不灵，反而冲高君曼大发脾气，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见陈独秀不近人情到如此地步，一场口舌之争在所难免。自幼娇生惯养的高二小姐哪里受得逆来之气，吵到后来，二人竟动了手。

此后，高君曼虽陪丈夫渡过事业上种种难关，甚至在1920年陈独秀参与组织建党活动时陪他进过班房，但陈独秀的执拗终让二人渐行渐远。1925年，高君曼彻底心灰意冷，带着一双儿女黯然移居南京，老死不相往来。

不幸何其相似

高君曼离开后不久，陈独秀的地下情人也随之曝光。在上海期间，陈独秀公务繁忙，常因胃病出入医院，和主治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高君曼一走，二人就公开过起同居生活。远在南京的高君曼闻讯怨恨难平，怒不可遏地斥责陈独秀“丧尽天良，狼心狗肺”，既害了姐姐高晓岚，又坑害了她高君曼。至此了断对陈独秀的念想。

1930年，高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为姐姐奔丧，却接连遭遇陈高两家的冷眼。孤立无援的她彻底被击垮，不仅咯血病加剧，又患上子宫癌，次年病殒南京。时逢大革命失败第四年，陈独秀早因右倾机会主义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为躲避蒋介石的悬赏通缉，陈独秀不得已易名王坦甫隐居上海贫民区，根本无法到南京为高君曼料理后事，就连高君曼葬在哪里，他也无从知晓。

直到1992年，孙女陈祯祥从香港到南京，几经周折找到祖母高君曼在清凉山乱葬丛内60年无人祭扫的旧墓，世人才得知这个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过贡献的女性的安息之处。陈独秀断送政治生涯后，施芝英并未像高君曼一般，伴随其渡过难关，而是迅速与他脱离关系，嫁与他人。

名噪一时的革命志士变成清贫独居的寒士，万般落魄之际，又迎来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春天，和同楼的潘兰珍成为忘年交。陈独秀的新思想吸引了这位年轻的潘小姐，他们最终冲破30岁的年龄之差正式结婚。二人婚后仅凭潘兰珍在烟草公司做工的微薄薪水度日，为不牵连爱妻，陈独秀一直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

1932年，陈独秀遭谢立功、费侠出卖被捕，潘兰珍得知丈夫是大革命家陈独秀后，更觉没有误托终身，无怨无悔地为他送了5年牢饭。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获释，辗转流亡的窘迫日子里，潘兰珍始终陪伴左右。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江津病逝，弥留时他对妻子说：“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也许此时，陈独秀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

也许，伴随陈独秀走完人生的潘兰珍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在陈独秀并不懂珍惜家庭时嫁给他的高家姐妹。尽管一个是掠夺者，一个是被掠夺者，姐妹俩的命运却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