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百年来出了“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
    顾维钧是那“半个”，指其奉命行事，未有外交决策权。
    无可否认的是他的外交能力，1919年巴黎和会上，面对列强，勇敢地说“不”，拒签和约，赢得世人敬仰，书写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

此外，顾维钧还有潘安之貌，号称“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年近花甲，他依然面如傅粉，腰板挺直。

如此“高帅富”，注定他的感情世界丰富多彩。

除了黄蕙兰，在顾维钧的婚姻史上，还有其他3位女性，个个传奇万分。

唐宝玥，红颜薄命

顾维钧与张润娥离婚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位喜欢的女子——唐宝玥。

唐宝玥家境显赫，父亲为清朝邮传部尚书、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的名义访美，向美国政府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回国前夕，他宴请了40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

当时，顾维钧是全美《中国学生月刊》的主编，作为代表发言，令唐绍仪大为欣赏。

1912年，顾维钧回国，经唐绍仪介绍，担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

从此，顾维钧步入了政界，同时认识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

唐宝玥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端庄大方、性情温柔。

男才女貌，互生好感。

唐绍仪因与袁世凯不和，辞职闲居天津。顾维钧也随之辞职，同往天津。

顾维钧经常去唐府做客，除了谈事情，就是为了见唐宝玥。

两人关系迅速升温。

1914年，顾维钧回上海探望父母，此时“恰好”唐宝玥也提出去上海看望姑母，两人相约结伴而行。

唐绍仪乐得顺水推舟，让顾维钧照顾女儿。

等到了上海，两人已经私订终身。

不久，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体育场公园（今虹口公园）举办了婚礼。

有趣的是，他们的婚期本来定在6月2日。而唐绍仪也定于在那天续弦。日子相撞，顾维钧只能另行择日。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唐宝玥同往，成为其事业上的助手。

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幸福美满。

1918年的一天，唐宝玥外出归来，竟染上西班牙流感，几日后便撒手人寰。

顾维钧心如刀割。

他厚殓爱妻，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停放于老家嘉定的顾氏宗祠内。

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一次散兵游勇前来，竟破棺劫去棺内珠宝。不得已，顾家人将唐宝玥土葬。

1949年前，只要顾维钧人在国内，就一定会到上海，在亡妻墓前祭扫。

严幼韵，晚年依靠

顾维钧的第四任妻子，是小他20岁的严幼韵。

结婚时，顾维钧已是72岁。

严幼韵为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绸缎庄“老九章”老板的后裔，复旦大学毕业，是一位时尚的新女性。

当时，严幼韵有一个绰号，名为“爱的花”——她大学便学开汽车，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y Four”，中文音译为“爱的花”。

她曾有过一段婚姻，前夫杨光泩，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曾任驻菲律宾总领事，1942年日军占领马尼拉时遇害，一同赴难的还有8位外交官，史称“九烈士”，遗骸葬于南京菊花台。

因为杨光泩的关系，上世纪30年代，严幼韵便与顾维钧熟识了。

丈夫去世后，严幼韵去了纽约，后来在联合国任职，和顾维钧有工作上的交流。

此时的顾维钧，正和黄蕙兰处于“冷战”期。

严幼韵成了“第三者”。

在回忆录中，黄蕙兰提到严幼韵时，称她是“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

1956年，顾维钧和黄蕙兰离婚。

不久，他转任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

1959年，顾维钧和严幼韵结婚，定居海牙。

严幼韵是位精于治家的女主人，对待顾家子女一视同仁，热情有加。

婚后，严幼韵负责顾维钧的生活起居，无微不至。

顾维钧写回忆录时，常常晚睡晚起。严幼韵就每天凌晨3点起床，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

这本口述回忆录的写作时间，前后总共达500多小时，从著作的整理到修改定稿，严幼韵功不可没。

晚年顾维钧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内去世，享年97岁。

最后一天的日记，他只写了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

下葬时，严幼韵为他定做了一套中式寿衣。

如今，严幼韵仍居于美国纽约，104岁高龄，身体健朗。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张昌华著《曾经风雅》，特此感谢。）

张润娥，有名无实

清朝光绪末年，顾维钧的父亲为上海道台当幕僚，共事的还有他的好友张衡山。

张衡山生有一女，名叫张润娥，比顾维钧小两岁，两位家长便商量结亲。

那时，顾维钧才12岁，父母之命，不敢违背。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赴美留学，眼界开阔，对包办婚姻产生厌恶之情，加上张润娥是旧式女子，三寸金莲，思想传统，于是更加反感。

他想要悔婚，却遭父亲痛骂。

对结婚一事，父子之间曾有书信往来，剑拔弩张。

最后，在家人的逼迫下，顾维钧同意假期回国探亲，但声明不结婚，父亲表示谅解且“决不强迫”。

没想到，1908年顾维钧回国后，父母软硬兼施，还是要他迎娶张润娥。

顾维钧心有不甘，父亲以绝食威胁，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顾维钧让步，表示“愿意在形式上结婚”。

于是众人大喜，连忙挑选吉日成婚。

洞房花烛夜，新郎顾维钧失踪了，遍寻不着——原来他在母亲房里躲了两天，死活不愿意进洞房。

在家人的逼迫下，顾维钧终于回了洞房，见到张润娥，声称，大床只是为她一人而设。

张润娥说，如果你喜欢独眠，那我睡沙发。

两人相安无事。

成婚后，顾维钧要回到美国继续学业，家人逼着他把新婚妻子带去。

到了美国，顾维钧将妻子寄顿在费城的一户人家，让那对老夫妇教她英语，自己独自去纽约上学。

强扭的瓜终究不甜。一年后，顾维钧提出离婚。张润娥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思想渐开，同意离婚。

他们将离婚合约抄写4份，寄给双方父母。

合约中，顾维钧表示，离婚后张润娥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费用由他负担；也可以回国与他的父母共同生活，或者回娘家，其陪嫁和新房内的物品，她可自由掌管、支配。两人“以极友好的态度分手”。张润娥选择了回国，不久便在上海出家，当了尼姑。

1933年，顾维钧得知张家生活困难，托人捎去5万元，还有一封信。

结果，钱和信被原封不动地退回。

顾维钧晚年时，写回忆录提到张润娥，颇有愧疚之意，称她为“一个淳朴、善良、宽容、忍耐的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