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经费的公布，既让人感到鼓舞，也让人感到沮丧。鼓舞的是，三公消费不再是秘密；沮丧的是，三公消费居高不下，没有人交代它们是否必要与合理。仅国税总局一家的三公经费，就高达20多亿，公车消费超13个亿。一个征税机构，花钱如此大方，估计不知道纳税人的钱来之不易。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征税就像从鹅身上拔毛 要拔得最多又要它叫得最少
看来，治理三公经费及其他不必要开支，有必要从源头上下手，限制政府“拔毛”的能力——约束其征税权。17世纪时，“太阳王”路易十四手下的财政大臣柯尔贝，曾恬不知耻地说：“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拔得最多，又要让它叫得最少。”将征税比作拔毛，是这位大臣服务于暴君的心得，也是一个无限政府的真实写照。人类从无限政府迈向有限政府的努力，就是从限制政府拔毛的能力开始的，约束其肆无忌惮拔毛的行为。
1215年的英格兰《大宪章》，就是25个贵族制约约翰王征税权的重大努力。它规定，未经贵族们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征收苛捐杂税。后来，随着议会的成长和代议制的演进，出现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即如果议会里没有自己选举的代表，一个人是可以拒绝纳税的。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或供其使用而征税，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在“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征收未经议会授权的任何赋税，均以抢劫罪论处。
“无代表，不纳税”，是限制政府征税权的重大变革，将征税的合法性，建立在了同意的基础之上。它意味着，未经纳税人同意，统治者是不得擅自征税的，或者说，征税是没有合法性的。表达这种同意的方式主要是，纳税人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由代表决定是否批准征税的法案。这包含两个步骤：一是纳税人通过自由竞争性的选举方式，选择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由其组成立法机关——议会；二是由议会确立关于征税的法律，行政机关只能执行这些法律。
当然，议会的征税立法权，还须受到宪法的约束，经受违宪审查的洗礼，即从“税收法定主义”走向“税收宪政主义”。之所以议会的征税权也须受到限制，是因为征税是对公民财产的褫夺——尽管它披着合法的外衣，而财产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必须受到严格保护。罗马法谚云：“无财产即无人格。”财产权是一个人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基础。倘若政府可以随意向人们征税，不仅公民的财产权，而且其他自由与权利也将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大法官马歇尔说：“征税权包含有毁灭的力量。”不受限制的征税权，具有致命的杀伤力，使人遭受奴役，甚至沦为财产。如果一个人的财产是不安全的，那么，他(她)的人身，甚至生命也都不会安全。
行政权一权独大，征税法律是行政机关意志表达
反观当下中国的征税制度安排，征税权几乎不受限制。且不论政治架构和人大本身的制度设计缺陷，仅就征税立法而言，政府几乎可以制定任何关于征税的法律或者法规，无论是增加税种还是增加税率，而且，大部分事关征税的规则，都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除了少数几部征税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以外，其他大部分法规都是由国务院或者税务机关制定的。众所周知，在行政权一权独大的格局下，即使那些由立法机关通过的征税法律，也不过是行政机关的意志表达而已。这样，确立征税规则的机关和执行这些规则的机关合而为一，出现了孟德斯鸠担忧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合流，民众的财产安全难以保障。
欲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构建民众的同意机制，确立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至少应当尽快变革的是，征税的规则不能再由行政机关制定，尤其应当杜绝“部门立法”。其害处显而易见，行政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便利，不经正当程序而发布任意武断的命令，无视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在这种格局下，无论是人们按照家庭计税的呼吁，还是他们减税免税的请求，都被当作“浮云”，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考虑。
当然，重大的法政变革是不可回避的，尽管这是一条不归路。在这条道路上，每个人都负有改变的责任，不要期望掌权者，也不要期望“体制”或者“社会”的自我变化。只有当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认识到自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从自我做起，以各种方式推动制度革新时，政府拔毛之手才能受到钳制。
作者王建勋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