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他表面身份是傅作义秘书、国民党少将，实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直到他逝世31年后的1993年，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才为其子女得知，而他的故事和功绩，仍不为大众所知。
    身份谜团
    1962年，在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任上的阎又文在京病逝，时年48岁。
    阎又文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碑文：“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这段碑文，有几处措辞让人颇费思量：既为共产党员，按常理该写明参加革命时间和入党时间，但碑文中没有。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的历任职务清楚，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却代之以语焉不详的“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但在1962年，阎又文的家人面对这个不同寻常的碑文，心中有许多问号却无处释疑。

阎又文有六个子女。他去世时，老大24岁，最小的只有8岁。他们填写家庭出身时都是“革干”(革命干部)，1949年以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及其亲属都是如此。

他们没想到，若干年后，父亲的身份却成了一个自己家人也解不开的谜团。

谜团集中出现在一家人入党、提干时的政审上。从阎又文的妻子到小女儿，“一到政审就卡壳。”政审的结论一般不向当事人透露，阎家人并不了解内情。直到老六在部队申请入党，部队多次向农业部发函外调政审，却仍然找不到清晰的答案，得到的回答都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
    阎家子女找到统战部。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可是，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
    直到1993年，阎家子女对父亲身份的求索才出现了拐点。
    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刘光人对阎又文不算陌生。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公开的身份是《平明日报》的记者，而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兼任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两人多有接触。

时隔60多年，记者采访刘光人时，他仍清晰地记得阎又文的形象：“他细长身材，高高瘦瘦的，说话文文静静，像一介书生。”因为《平明日报》是傅作义的报纸，阎又文对刘光人还多有关照，但双方皆不知对方的真实身份。

1993年，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同样是老地下工作者的王玉，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后人。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刘光人回忆，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

王玉揭开的谜底证明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我党深度潜伏的隐蔽战士。而王玉，就是和阎又文绝密单线联系的联系人。

再次搭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就在日本投降几天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到绥远(今内蒙古)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快7年了。

音信全无7年，阎又文还会是当年的阎又文吗？边保的领导提醒王玉，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忠于党的信仰。

阎又文1914年出生，与傅作义是小同乡，同为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人。在山西大学读书时，阎又文就参加了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原计划到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

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做了傅的私人秘书。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秘密发展阎又文入党。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6年春节后，王玉化装来到包头。遇到一个国民党军官叫薛起禄，是傅作义部队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

王玉“捎带着”询问了一下阎又文。薛起禄给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阎又文，他是傅长官的秘书啊！”

王玉闻之大喜，放开手段笼络薛起禄，请客、送礼自不在话下。几天后，薛起禄把王玉带进了戒备森严的傅作义长官司令部阎又文的办公室，见到了阎又文，但没有相认。

几天后，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王玉接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很快转为慎重，点头称是。

双方对视了一下，王玉决定单刀直入了：“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page]

绝密单线

阎又文领着王玉上了大街，走进自己投资开设的一家布店。两人进了经理室，把门一关，这才畅谈起来。此后，这家布店就成了两人的联络点。

王玉来之前，边保的领导交代任务时，特意嘱咐，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要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而即使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边保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高层领导，再往上，则直接联系到周恩来、毛泽东。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李克农(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重要原因。

彼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

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傅作义曾对周围的人说：“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傅作义不会想到，竟然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成了最了解他想法的人。

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里先后密谈了几次，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作了详细的讲述。阎又文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但接待王玉的部队领导听后，却摇着头说：“你这个材料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果然，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开始，傅部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

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人称“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不够重视。

不过，在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避其锋芒，战略撤退，并没有与傅作义部队发生大规模战斗。若干年后，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17日攻占集宁，19日攻占丰镇，矛头直指我党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绥东战役的节节“胜利”，让傅作义部队大有“横扫千军”的气势，骄横不可一世。

此时的傅作义，也对这些战果喜不自胜，他找来自己的“笔杆子”阎又文，交代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写还是不写？阎又文只好请王玉向中央请示。阎又文把自己的难题告知王玉，王玉如实向延安进行了汇报。这一次，阎又文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9月20日，傅作义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

傅作义电劝毛泽东

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

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文章捉刀者阎又文施展开文笔才华，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文章言语犀利，字里行间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

其实公开信着笔之前，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确实对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说:“我有罪。”毛泽东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有人引见了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毛泽东笑着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三千地下党暗战北平

1947年底，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坐镇北平，不但有自己的20万嫡系部队，还手握华北地区40万蒋系部队的指挥权。掌握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军事动态。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内线阎又文，作用至关重要。

1948年5月，李克农找来王玉，派他进入北平联系阎又文。其时，党中央已经开始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进行大会战。阎又文的任务仍然是搜集战略层面的情报：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和蒋的关系。

和阎又文接头后，阎又文把王玉安排住进了北平饭店。此时的阎又文，仍是傅作义的秘书，但军衔已升至少将，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他给王玉办了一张《平明日报》的记者证。

每周六，阎又文都会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王玉就持记者证参加。有关的绝密情报，就通过记者招待会这个最公开的场合，秘密传送出去了。

同样是以《平明日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员刘光人，也在那时与阎又文有过很多接触。

不但阎又文，就是自己在《平明日报》工作时的许多同事，刘光人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份国民党的北平机关报中，竟然有20多位记者编辑是中共地下党员。

平津战役后来被视作中共情报工作的巅峰之作。根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的统计数据，当时北平地下党有3000人之众，外围人员超过5000人。[page]

牵一发而动全身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问题了。

中央最初的战略构想，是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然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全部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解决傅作义集团。

针对傅作义制定新的战略，又到了起用阎又文的时候。李克农派王玉再次潜入北平，限两个星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最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

仅仅一个多星期后，王玉就从北平回到了东黄泥村，带回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

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影响。

研究平津战役20多年的北京卫戍区退休干部董世贵，详细整理出了中央对辽沈和平津战役战略不断临机调整的全部过程。

10月31日，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

直到11月9日深夜，中央解决华北问题的决心还是要先攻克太原，而后再解放平津。

但时隔六天后的16日凌晨，中央军委突然作出决定，4时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令其“早日入关，防止敌人逃跑”。5时，致电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以迷惑和稳住傅作义。为了同样的原因，对淮海战场上已经被包围的杜聿明兵团也暂缓攻击。

“如果没有此后的这些战略调整，那么傅作义有可能保存主力，甚至放弃平津退至南方，那将对全国解放进程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董世贵这样分析。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阻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断绝了傅作义西逃之路。

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

影响傅作义

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和之间，情绪极不稳定。他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着秘密谈判，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甚至拿着蒋的“手谕”命其南撤。

从1948年12月底到1949年1月中旬，驻守在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的国民党部队全部被歼灭。特别是新保安战役中，傅作义的“王牌”35军被全歼，给傅的军事力量和他个人心理造成了巨大打击。

12月25日，党中央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傅作义的名字也在其中。

阎又文反过来对傅作义进行了劝导。对傅作义冲击最大的是被中共列为了头等战犯。阎又文对此提出了另一种猜想：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谈，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

不久之后，解放军密使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证实了阎又文的猜测。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面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里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这下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秘密和谈重新开始。

傅作义与解放军的最后一次谈判，阎又文受命作为谈判代表，并对谈判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到北平，阎又文把与叶剑英的谈话记录交给傅作义阅。傅作义看后沉思良久，最终说道：“看起来，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日，傅作义携邓宝珊、阎又文一起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

在那里，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领导罗青长，并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不过，他的身份仍未公开，继续以隐蔽身份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着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后参加抗美援朝。归国后，被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点名调到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没有公开。

1960年，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时值三年自然灾害，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压力可想而知。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

弥留之际，阎又文给守在病床边的妻子丁宴秋留下遗言：“有事情找组织。”随即溘然长逝，时年仅48岁。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