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贤，澳门爱国企业家，曾任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澳门镜湖医院副主席、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副理事长、理事长、会长。
何贤，广东番禺人，1908年12月1日出生于广州。其父何澄溪早年做粮油、草帽等小买卖，后移居广州，经营航运。何澄溪待人和蔼，热心社会福利，这些品德对何贤影响很深。何贤13岁时，何澄溪的生意陷入困境。何贤主动提出外出学做生意，独立谋生。何澄溪无奈，把他送入一家粮油店做学徒。何贤勤快又聪明，没两年就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这时，顺德“福源”号的东家来挖他，16岁的何贤就成了“福源”号粮油店的掌柜。
“福源”号生意日隆，何贤因为走南闯北而眼界大开，他告诉父亲，要独立创业，开银号。何贤拿着父亲给的200银元做本钱，一头扎进广州的金融市场。他挂起了“鸿记”招牌，但却没有铺面，仅靠双腿奔走于西荣巷的交易所和茶楼酒肆之间，给做纸币和证券买卖的炒家充当经纪人。由于他聪明机敏、诚信待人，所以朋友多、信息灵，对波诡云谲的政局和金融行情把握准确。许多炒家因此而获利，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所得的佣金也日渐丰厚。
1929年，何贤与在金融市场结识的好友何善衡、马子登集资1万元，开了一家真正的银号，取名“汇隆”，21岁的何贤被推举为银号的经理。他发挥胆子大、信息灵、做事果决的优势，生意越做越红火。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何贤被迫离开广州到了香港，依旧做货币买卖，轻车熟路，生意不错。但好景不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何贤又随着大批难民撤到澳门。这个只有15平方公里的半岛，此时还相当萧条冷落，本地居民多以神香、火柴、搓炮、晒凉果、腌咸鱼等手工制造业维持生计。望着遍布街巷的小店铺，嗅着空气中咸鱼的味道，何贤不禁怅然若失。他没想到，不但很快便在此立足，而且与澳门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诸多因素，澳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亚地区唯一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地方。随着广州、香港的沦陷，移民使澳门的人口由10几万激增至30万。贸易的兴旺及迅速增长的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刺激了当地的工业、渔业、城市建筑、交通运输等各行业的发展。但真正使澳门闻名并成为其支柱的产业却是娱乐业，特别是赌博业。富商大贾的蜂拥而至，战争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使一贯受到澳门当局支持的赌博业红火异常，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惊险刺激的味道。
何贤很快就在澳门金融界崭露头角，并且结识了现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万祺。当时马万祺正以总经理的身份和赌博业巨子傅老榕合股经营着颇具规模的大丰银号，他十分欣赏何贤从事货币和有价证券买卖的才干，聘请他到大丰担任司理。这期间，马万祺因肺病不能正常工作，大丰基本是由何贤主理。很快，何贤就使大丰成为同业中的翘楚。经营大丰的同时，何贤又受聘担任了葡萄牙人开办的大西洋银行华人业务部经理，并且帮助澳门政府解决了一个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难题。
当时澳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港币，此外还有广东银毫和大西洋银行发行的澳门币。香港沦陷后，港币价值猛跌，广东银毫又大量流出，澳门市面上货币紧缺。何贤向大西洋银行董事会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建议他们向澳门当局申请增印澳门币。新澳门币投入流通，对稳定澳门市场、便利居民生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何贤从此名噪澳门。不久，澳门银行公会理事会改选，何贤被推选为理事长。
香港沦陷后，黄金被禁止进口，香港和东南亚的黄金买主都涌到澳门来收购。于是，何贤与澳门当局经济局长罗保、金融巨子钟子光合股开了一家“和安”黄金公司，并通过罗保取得了经营黄金的专利权。公司主要由何贤经营管理。他派人到非洲等地购买黄金，再利用罗保的关系，聘请西探部探员，把黄金从码头护送到公司，卖给香港及东南亚等地的客商。由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黄金一进一出的差价相当大。经营黄金的10余年间，何贤可谓财源茂盛，这为日后的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纷纷返回内地或移居香港，澳门顿时冷落下来，旅游业更是一落千丈。而何贤却在这时购买了新亚、澳门、国际3家酒店。明摆着亏本的买卖为什么还要做呢？何贤的回答是：看看，已经有多少工人失业了！1948年，经过重重波折，何贤当选为澳门总商会副会长，以后又当选为理事长和会长。1968年，何贤入股港兴船务公司，冲的也不是钱，而是被“逼”下水。“逼”他的一方面是行将倒闭的港兴老板的苦脸，一方面是因港兴停航而急得火烧火燎的乘客。何贤还热心慈善事业。不仅出钱，而且出力。除维持镜湖医院的慈善活动外，还多次向“同善堂”捐助，以供施粥赠药之需。1962年夏，澳门政府决定将一组租给贫民的房屋拍卖。一旦卖掉，原来的居民就要流离失所。何贤自己出钱，把这些房子买了下来，让原来的居民继续居住。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何贤在大丰银号由司理升为经理，在银号中所占股份的比例逐年增加。1971年，当大丰银号注册为大丰银行时，便主要由何贤控股了。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何贤又陆续开办了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酒店、地产公司、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石油公司等，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对于已在澳门扎根立业的何贤，故乡仍是魂牵梦萦的地方。他经常回乡祭祖，经常请家乡的干部到广州晤谈，了解乡亲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帮助。他给岳溪的乡亲们捐3000元办信用社，捐两万元养猪，捐5艘机帆船捕鱼、3台卡车、两台拖拉机、一个水电站发展农业生产，又捐一台电影放映机、一个医疗站、一个体育场满足娱乐健身的需要。他捐给番禺县的钱物就更多了，仅1958年至1959年的两年中，就给县里送回了汽车、拖拉机、拖船、刨床、药品、菜籽等价值400万元的物资。改革开放后，何贤支援家乡建设的心更加热切，他拉上何添、霍英东等人，共同投资兴建了番禺宾馆和大石大桥、洛溪大桥等工程。
柯麟是位老共产党员，受党组织委派，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从事地下工作。40年代初，马万祺得了肺病，请柯麟诊治。病治好了，两人也成了朋友。马万祺介绍何贤认识了柯麟。何贤与柯麟，职业不同，身份背景也不一样，但柯麟的为人令何贤钦佩不已。于是，柯麟的诊所成了何贤经常光顾的地方。1951年，柯麟回到大陆，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后来调到北京工作。于是，由柯麟介绍，何贤到大陆参观访问，并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1954年，何贤当选为第2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起，连续当选为第2、3、4、5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当选为第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3年，何贤患了肺癌。赴美治疗前夕，他将一直在香港工作的儿子何厚铧召到身边托负重任。何贤先后有5位夫人，育有6子7女。何厚铧是何贤的第5子，为最后一位夫人陈琼所生，1978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工商管理系。望着衰弱的父亲，28岁的何厚铧不得不接过父亲肩上的担子。
1983年12月6日，何贤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5岁。12月9日，港澳各界举行盛大的公祭仪式，名流与百姓云集，灵堂内外摆满花圈。众多的花圈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它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个浓墨淋漓的大字：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