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襄公（？—前766年）是秦国第一代开国君主，公元前778～前766年在位。秦国列为诸侯男子称氏不称姓，虽为嬴姓，却不叫嬴开。
周朝周幽王宠爱褒姒，并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又屡次诈骗诸侯，失人心，公元前771年为西戎、犬戎攻杀。襄公率兵救周有功，复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次年，他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又被赐封岐山以西之地，命其将此处戎人赶走。自此，秦国开始成为西周的诸侯国。
秦国正式立国于春秋初，但它一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不懈努力而后来居上。当人们讴歌穆公称霸西戎、孝公变法图强、终于由始皇统一中国时，更应该记住秦国的另外一位国君秦襄公，他才是秦国真正的开国之君。
秦人祖居东方。西周初年，嬴氏一支被西迁，游牧于渭水流域。后因非子养马有功，周孝王封其为“附庸”，并准许“邑之秦”，即在秦（今甘肃天水）地修城筑邑。西周晚期，秦仲诛伐西戎有功，封为西垂大夫，后传位长子庄公。秦襄公是秦庄公次子，其兄世父知其有雄心壮志，遂让太子位。公元前778年庄公死，襄公即位。此时，戎狄之势仍非常强大，直接威胁秦的基业之本。另一方面，秦仅为“大夫”之职，只有卖命效力的义务，并未得到周王室的信任。秦襄公深知秦人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稍有不慎将会导致灭种之祸。他审时度势，一是将妹妹穆嬴嫁与丰王为妻，二是把都邑迁到汧邑（今陕西省陇县东南）。
襄公的决策显示了他的敏锐判断力和战略眼光。果然，襄公2年（前776年）戎兵大举围攻犬丘，世父率军顽强抵抗，不幸城破被俘。由于襄公得到西周丰王之援，又据汧邑战略要地，戎人不敢诛杀世父，1年后放其归秦，双方一度和好相处。通过这两项重大决策，秦人一方面加强了与周王室的关系，得到了较可靠的声援；另一方面东进占据汧邑膏沃之地，可以大力发展生产，加强武装力量，从此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邦国的崛起，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襄公5年（前773年），周王室司徒、郑植公曾问太史伯道：“姜、嬴其孰兴？”史伯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齐侯、秦仲、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齐是姜太公创建之诸侯大国，齐君世为雄主，为周王室东方支柱，素为朝野所敬重，自不待言。而此时的秦还处在创业之初，但太史伯已从秦仲奋力伐戎、尽职疆场，庄公、襄公继先祖之志、发愤图强的精神和日益强大的国力中，看到了秦人必将兴盛的未来。太史伯把秦与齐相提并论，说明秦人已成为不可小视的一股力量。
秦国在向上发展，西周王朝已日暮途穷。荒淫无道的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结果幽王被戎军杀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之际，在丰镐周围主要有4种力量：“一是幽王和伯服的势力，他们死后由王子余臣即携王继之，二是天王即后来的平王的势力，三是戎族的势力，四是秦的势力。”在幽王被杀之后，秦襄公面临的抉择是或者追随携王，或者拥戴平王。秦襄公利用周王室的传统威信，而并不拘于秦与幽王、伯服的旧有关系，特别是幽王死后，更没有必要与王室的正统代表——天王相敌对。于是在“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时，“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秦襄公受封为诸侯，标志着秦已升为与齐、晋、郑等国一样的地位，得与山东各诸侯国通使聘享之礼，这是巨大的飞跃。秦襄公非常高兴，即立西汧，用马驹、黄牛、羝羊各3的大礼，祭祀白帝，以庆贺秦的正式立国。
秦人虽得周王赐以岐西之地，但却是一张空头支票。平王说得明白：“戎无道，侵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这就是说，你能赶走戎人，才据有其地，归秦所有。尽管如此，秦襄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从此可以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讨伐戎狄，以开疆拓土了。
秦人要从戎狄手中夺取土地，谈何容易。当时戎狄之国布满渭水流域，力量仍十分可观。然而，此时，秦国的力量已经有了很大增长。秦襄公上台以后一直在整顿武装。“备其甲兵，以讨西戎”，经过4年艰苦征战，“伐戎而至岐”。岐，即今陕西岐山、扶风两地，古称周原，是周人发祥地。这里膏壤沃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戎人当然不肯轻易退出，双方争夺十分激烈。
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在一次大战中身先士卒，奋勇冲杀，不幸战死疆场，葬于故地西垂。秦襄公死了，但其未竟的事业没有中断，其长子文公即位，继续奋战。文公4年（前762年），秦兵到达汧渭之会（今陕西宝鸡市东），并筑城邑定居下来。文公16年（前750年），秦军大破戎族，取得重大胜利，戎人败退，秦人占据周原，终于实现了秦襄公的遗愿。
秦襄公是春秋初期的一位杰出君主，在位时间虽不算很长，但他开创的基业及其雄才大略，为秦国社会发展和强盛奠定了基础。因此，司马迁评说：“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6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这正是历史不会忘记秦襄公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