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军事家，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缭。秦王政10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同时也是秦始皇的情报兼特务头子。有人说尉缭是鬼谷子的高足，学成后即过着隐士的生活，后应魏惠王的邀请，曾向其陈述兵法。他所著的《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入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在宋代并称为《武经七书》。
魏国在公元前334年招贤，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这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尉缭子》一书即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但由于庞涓当权，尉缭等人都没有被任用。从《尉缭子》的谈话内容看，尉缭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
秦王政10年（公元前２３７年）尉缭来到秦国，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6国的最后一击。
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6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6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6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6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以免消耗国力。离间东方国家，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消灭6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嬴政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
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拼杀的战将呢？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这是秦王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有用了。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等几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渭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30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尉缭不愧为军事家，不仅能够把握战局，制定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而且还能透彻地认识人、分析人。经过与秦王嬴政不长时间的接触，他便得出了秦王“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假使秦王得志于天下，那么天下之人都会变成他的奴婢，绝不可与他相处过久”的结论。
这是嬴政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公开道出他的性格本质，第一次有人这样评论他，而且切中要害，句句是真。从统一天下之后嬴政的所作所为来看，与尉缭所言毫无二致。尉缭认清秦王嬴政的本质，便萌生离去之心，不愿再辅助秦王，并且说走就走，真的跑了。幸好秦王发现得快，立即将其追回。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像尉缭这样的军事家如何能让他走？于是，秦王嬴政发挥爱才、识才和善于用才的特长，想方设法将尉缭留住，并一下子把他提升到国尉的高位之上，掌管全国的军队，主持全面军事，所以被称为“尉缭”。现在，心存余悸的尉缭不好意思再生去意了，只好死心塌地的为秦王出谋划策，为秦的统一做贡献。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3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3种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4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阵。”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2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2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尉缭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