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雨果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歌、戏剧、小说以及文艺论著。他的创作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生动地反映了1 9世纪法国复杂的社会生活，在世界浪漫主义文学史上占有第一流的位置。
    雨果于1802年2月26日生于法国贝尚松。父亲出身平民，曾参加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帝政时期当过将军，母亲却笃信天主教，是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少年雨果深受母亲影响，在王政复辟的政治环境中，逐渐形成保王主义思想，这在他中学时代创作的诗歌中得到具体的反映。雨果白幼喜欢文学，经常写诗，在母亲的支持和帮助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雨果在60多年漫长的创作道路上，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820年至1827年。这一时期，雨果在政治上属于保王党，文学上受古典主义和夏多布里昂消极浪漫主义的影响，创作了一些歌颂封建专制政权和教会，敌视资产阶级的诗歌，因此曾受到波旁王朝的嘉奖。这一时期稍后，雨果受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态度开始转变。在1826年出版的《短曲与民谣集》的序言中，已明确地表达了反古典主义的观点，标志着他向浪漫主义的过渡。

第二时期从1827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雨果在政治上从保王主义转到自由主义立场，并确立了一整套浪漫主义创作原则。1827年，他发表了被誉为浪漫主义宣言书的《<克伦威尔>序言》，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这篇序言论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和特点，否定了古典主义的陈规旧律，提出了艺术上的丑恶滑稽和崇高优美相对照的美学原则，并阐明了这一原则在戏剧中的运用。此外，雨果还具体论述了艺术和现实生活的关系、艺术真实以及戏剧的风格和语言等问题。这篇序言总的精神是反对古典主义脱离现实生活，一味表现帝王将相的“崇高”的理性原则，提倡描写复杂丰富的社会美丑现象。这就扩大了文艺的表现范围，使资产阶级新文艺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积极的意义。

《<克伦威尔>序言》发表后，雨果以他丰富多彩的戏剧、诗歌和小说实践了他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显示了他巨大的艺术才能。

《东方集》是他摆脱了古典主义束缚后创作的第一部浪漫主义诗集。诗集以崭新的形式，表现了歌颂自由解放斗争的主题，具有浓厚的东方情调和浪漫色彩。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抨击法律制度，主张废除死刑，表现了作者最初的人道主义思想。《欧那尼》是使雨果极负盛名的优秀剧作。剧本描写强盗欧那尼为维护人格尊严，不畏强暴、蔑视权贵而勇敢地同国王抗争，具有较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反映了1830年7月革命前夕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对波旁复辟王朝的仇视情绪。在艺术形式方面，雨果打破古典主义戏剧的种种戒律，采用了奇情剧的手法，把悲剧、喜剧因素融为一体。这出戏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它以最后敲响古典主义丧钟的胜利者身份被载入法国戏剧史。

在7月革命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之后，雨果的世界观进一步倾向民主主义。在《致年轻的法兰西》等诗篇中，他热情歌颂了7月革命中的英雄。1831年，雨果发表了《巴黎圣母院》，这部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以反封建反教会的现实主题，绚烂浓郁的浪漫色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小说领域最后取代了消极浪漫主义的统治地位。

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雨果的保王主义思想一度抬头，1848年以前，他一直在君主立宪制与共和政体之间摇摆，对7月王朝妥协，导致他创作上出现低潮，除了发表思想性较弱的《秋叶集》、《心声集》等诗集外，没有写出其他优秀作品。直到1848年2月革命以后，雨果创作的新高潮才又到来。

第三时期从1848年至1871年。1848年的欧洲革命惊醒了雨果，他终于坚定地站到共和主义立场，并不再动摇。他同情6月起义中被镇压的起义者，反对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和恢复帝制。他在反抗失败之后被迫流亡国外。在19年的流亡生活中，始终与拿破仑3世的独裁政权作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有，诗集《惩罚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等。这些作品的主要特点是，除了浪漫主义特色外，现实主义因素得到加强；作者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揭露和批判了“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并提出解决资本主义弊病的药方。

《惩罚集》是一部政治讽刺诗集，对拿破仑3世的反动统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对人民“遭到蹂躏”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并大声疾呼：“吹吧，不断地吹吧，思想的嗽叭”。鼓动人们向暴君斗争，表达了他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

《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悲惨世界”：淳朴善良的失业工人冉阿让仅仅因为偷一块面包给饿得哭叫的小外甥，竟被判处了19年劳役。天真纯洁的女工芳汀被人玩弄遗弃后，为了养活女儿，被逼得卖掉头发和牙齿，最后沦为妓女。她的女儿珂赛特，小小年纪便受尽酒店老板的虐待和折磨。雨果真实地表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并倾注了对他们的深切同情。作者愤怒地谴责和控诉了造成这一切不合理现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法律的不公正，“把人间变成地狱”。小说中主人公冉阿让是一个理想化的道德家形象，他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皈依宗教，从此走上乐善好施的道路。作者让“至善至美”的米里哀主教的影子一直跟随冉阿让到死，体现了雨果企图用道德感化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幻想。雨果对国家机器的残暴十分憎恨，警官沙威的形象是冷酷的资产阶级法律的化身，他对冉阿让的迫害表现了法律的反人民性质；沙威在冉阿让仁爱宽恕的感召下，终于精神崩溃而自杀，则表现了资产阶级法律在道义面前的破产。

第四时期从1871年至1885年。拿破仑3世垮台后，雨果回国积极参加抗击普鲁士侵略的斗争。他同情巴黎公社起义，并保护被迫害的公社社员。1872年发表的诗体日记《凶年集》，以高昂悲壮的基调，赞颂了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人民的英勇斗争和高贵品质。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3年为背景，描写了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地区反革命叛乱这一历史事件。作者真实地描写了大革命时期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时代特点，揭示了“野蛮对付兽性”的革命法则。在这部作品里，雨果又一次进行人道主义的说教。作品主人公郭文是共和军司令官，他认为匪首朗德纳克能良心发现，因救孩子而被捕，“手持屠刀的人变成一个光彩的天使”，因此擅自放走了他。雨果写道“革命的目的难道是要破坏人的天性吗？为了使人道窒息吗？绝不是的，”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暴露了雨果人道主义的严重局限。

1885年，雨果在巴黎逝世，全法国都为他致哀，成千上万的巴黎公社战士和生活在悲惨世界中的贫苦人民，参加了这位杰出作家的隆重葬礼。雨果为全世界留下了巨大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他深受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