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3月11日，朱葆三在母亲的阵痛中呱呱出世了。朱葆三，名佩珍，以字行。籍贯属浙江黄岩。父亲任清绿营平湖县乍甫都司，因此家中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好景不长，朱葆三14岁那年，父亲患重病，卧床不起。赚钱的人病倒，家境顿趋贫困。宁波人有到上海“学生意”的风气，经常有人往返上海宁波之间，为了解决生计，母亲方氏托了一位宁波的熟人，把朱葆三带到上海，介绍在一家“协记”五金店当学徒。
    朱葆三的勤快、好学，“协记”老板看在眼里，暗自高兴。在朱葆三17岁那年，总帐房去世，东家便起用这个有志青年，由他担任总帐房兼营业主任职。朱葆三此时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只感到自己的待遇与其他学徒相比，高出一截，从心里感激东家，用全心全意为“协记”服务作报答，为此使“协记”赚了不少钱。3年以后，“协记”经理去世，20岁的朱葆三又升迁经理之职。朱葆三从学徒到经理，只经历了7个年头，这在昔日的上海滩上是颇为少见的。

朱葆三善于经营，当了经理后，“协记”开始生意兴隆起来。正当朱葆三一帆风顺地经营时，老板去世了，“协记”也随即歇业。“协记”歇业，朱葆三却没停手，他用自己历年在“协记”所得存款，于1878年在上海新开店面，开设慎裕五金号，专营大五金。作为一个行家里手，在他的料理下，新店很快兴旺起来。

朱葆三从一个商号小学徒迅速成为商界巨子，除了潜心经营外，他更精明之处。朱荷三的一个好友袁树勋，曾在上海县署任主簿，此人官运亨通，位至两广总督。袁在升任苏松太道时，朱葆三曾推荐慎裕五金号总帐房顾晴川，去担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并司出纳银库。顾晴川是慎裕五金号不可多得的总帐房人选，朱葆三让这样的人去充任衙门内职，其中是大有文章的。

当时苏松太道经手庚子赔款，庚款系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付款担保。朱葆三让顾晴川经手，在未交给上海海关前，先由上海道库暂行保管的巨额赔款，折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袁树勋上交的利息是以通常的官利计算的，而存庄折息较官利为高。这当中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差额，就轻而易举地入了他们的私囊。不仅如此，因各钱庄需现款，而朱葆三的慎裕五金号也成了上海钱庄要求存款的对象，每天清晨，五金号的会客室里便坐满了各钱庄的“阿大先生”，等候朱葆三存放头寸。朱葆三不用自己掏钱，便成了当时掌握对各钱庄存放权的钱业“领袖”。

20世纪初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措施。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1904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1905年，朱葆三凭借自己的威望，在改选中被举为商务总会协理。这不仅是他的荣誉，也表明他开始步向商界领袖的地位。

然而，朱葆三尽管地位上升，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05年，他投资上海大有榨油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1906年投资江苏海州赣丰饼油厂、广州自来水厂、汉口暨济水电公司；1907年投资浙江兴业银行；1909年投资宁绍轮船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等。短短几年，朱葆三又把经营触角伸向外省的各行各业。

1911年11月3日，革命党人举行上海起义的前夕，清政府南京督署电示上海道台：“上海革命起事，商团尽叛。已令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朱葆三从道台刘燕翼处获悉这一消息，非常震惊，立即设法密告李平书。李得到朱葆三的通报后，迅速布置，首先组织商团火烧道、县衙署。清衙守兵措手不及，慌作一团，纷纷投降，不到半天时间，上海天门便由起义军所把守，当天全城为商团占领。不久，上海江南制造局也被起义军占领。上海光复，朱葆三有功，因此他在上海的新政权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1912年2月，陈其美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呈请辞职。不久，朱葆三也感处境困难，失去信心，也于同月提出辞呈。1913年夏，孙中山因讨袁失败出国，政局骤变，朱葆三出任中华商业银行总董。1914年6月，这位沪界商业巨子被选为上海总商会协理，1915年被推举为总理。1918年，根据全国商会联合会议定的商法，总、协理改称正副会长，朱葆三改任会长。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朱葆三退出了政治舞台。

1926年9月2日，在劳累与伤感的袭击下，朱葆三于上海西门外叙桥寓所离世，享年79岁。逝世后，根据他生前愿望，遗体归葬于浙江定海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