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主要领导者之一和理论家，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他才智过人，文笔优美，曾被蒋介石称为“笔杆子”，任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还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国史馆馆长等高级职务，还2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后来又当上国民党中宣部部长。
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广汉。戴季陶和孙中山、蒋介石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又风流倜傥，故事多多，所以一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人物。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情感细腻丰富，他的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逢有感伤，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戴季陶常怀悲天悯人之心，但又不能真正做到离尘出世，矛盾交织的痛楚导致他屡有自杀的念头和行为，也铸成他一生悲情命运。
1905年，14岁的戴季陶和马军武、宋耀如等人留学日本，遂和蒋介石有了交往。戴季陶到日本留学后，就读振武学校。1908年春蒋介石到了日本，进的也是振武学校。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府吴兴县，蒋氏向来注重宗族思想、同乡观念，何况在异国他乡，自是格外亲热。两人都胸怀驱除鞑虏、振兴中华之志，常常一谈就谈到了深夜，他们相见恨晚很快就结拜为兄弟。
1909，戴季陶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有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加入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了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1912年5月，财政总长熊希龄签订《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舆论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
上发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题曰《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4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4人不可。杀4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4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5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共产党的发生是由6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24年1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同年5月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连续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等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根据。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1928年2月，继续任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会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20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5个月后才回到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10年8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郁郁寡欢。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会取而代之国民党。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10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曾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800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登机飞往广州前曾到考试院怀旧，悲痛难禁，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广州，心系时局。期盼局势好转，但事与愿违。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1949年2月10日，戴季陶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吞服安眠药自杀。蒋介石在12日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据蒋经国日记载：父亲（蒋介石）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中国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戴季陶的论著还有《日本论》、《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