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宝珊，1903年出生于潮阳县司马浦。他的父亲亦农亦商，除了经营大片农田之外，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很大的杂货店，可谓富甲一方。按常理推断，廖宝珊既然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幼时肯定受过良好的教育，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廖宝珊的生母只不过是廖家的小妾，在廖家的地位低微，因此廖宝珊童年的处境并不好。后来，在家族杂货店中，廖宝珊一直都是父亲的好帮手，这一经历，让他有了最初的经商锻炼。
1941年，38岁的廖宝珊携妻带儿，辗转来到香港，在—家油行当起了伙计。没料到，这种日子没能坚持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将枪口指向了英国，仅仅10几天时间，香港沦陷。油行老板为躲避战火逃到澳门，廖宝珊失业了。看着一家人愁眉不展，廖宝珊找到几位同乡，开始商量做点小生意。此时日本人统治香港，日常供应物资紧张，廖宝珊回到内地，将一些日常用品、生活用品偷偷运到香港，从中赚取利润。由于处事谨慎，判断准确，廖宝珊很快赚了一笔钱，他立即盘下一个店铺，作为经营点，同时开始做布匹生意。廖宝珊做生意算是半路出家，但他除了能吃苦外，还非常勤奋，身上带有记事簿，随时记下点滴想法。廖氏这—做法，多年如一日，所以积累甚多，常常会有高招妙棋产生。
媒体刚一报道日本投降、香港收复，敏锐的廖宝珊立即意识到香港的房产业发展在即，房价、地价将会—路飚升。他认为，战争使得香港人大量逃亡，这个城市已经人烟稀薄，房价跌到了历史最低点。相反，由于战争结束，那些逃走的人就会回流，他们回来后的第一件事，便需要房屋安顿自己，因此，房价及租金都将大幅度上涨。
廖宝珊捷足先登，买地建楼再卖楼，几个来回，就令廖氏笑逐颜开，地产这棵摇钱树为廖氏带来滚滚财源。炒了地，廖宝珊还看好炒金。20世纪40年代中期，内地战火四起，国民党政府为了补充巨大的军费开支，大量发行金银券，并禁止民间私藏金银。一时间，民间的金银交易异常活跃，香港则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金银市场。廖宝珊自然不会放过大好时机，买进卖出，都是大手笔，不久就成为炒金大赢家，赚了个盘满钵满。
廖宝珊喜欢琢磨，他想，自己这么大一笔钱，存进银行，获得的利息少得可怜，这对自己是否有意义？银行自然极其欢迎这么做，毕竟这是一笔数目很大的现金。廖宝珊在他的潮汕老乡中了解到，大家如今手中都有了一点钱。用来扩大经营规模，因为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了几年，已经有了过热的势头，大家都担心盲目投资会令自己吃亏。没有拿定主意之前，将这些钱存进银行，进可攻退可守，确实是明智之举。显然，这种普遍观念折射出一个巨大商机：银行此时有巨大利益可图。正是在此前提下，廖宝珊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何不自己开一家银行呢？
早在40年代中期，廖宝珊就认识了东亚银行的创始人——顺德人简东浦，2人交往甚密。后来廖宝珊动起办银行的念头不能不说与简东浦有关。简东浦比廖宝珊大将近20岁，担任东亚银行总经理一职长达40年之久。廖宝珊正是在和简东浦的交往过程中，开始对金融业务熟悉起来。廖宝珊动了创办银行的念头之后，曾专程拜访过简东浦，向他取经。简东浦的态度非常明确，他本人希望香港出现更多的华资银行，并且他也知道，香港还有人在筹备组建新的华资银行。同时，他也告诫廖宝珊，银行业是一个特别专门的行业，其运作和一般的商业完全不同，高利润也高风险，尤其在香港这种地方，华资银行和外商资本处于明显的对立地位，外资银行处于明显的优势。对于一家弱小的银行来说，大银行要吃掉或者毁掉对手，那是非常简单的事。简东浦说，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均有自己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是建立在利润均衡的基础上的，谁如果想打破这种潜规则，谁就得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之所以告诫廖宝珊，正是源于廖宝珊准备采取的揽储手段有的放矢。有些东西，廖宝珊是听进去了，但有些东西，廖宝珊只是听听而已。
1948年初，廖宝珊的廖创兴储蓄银行便在中环永乐街挂牌。银行服务对象明确，专为升斗小民提供高息服务。廖宝珊确实有过人的经商天赋。他分析形势——通常情况下，银行是靠贷款来盈利的，也就是赚取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如果有大宗储户存钱，又有巨额贷款客户，自然是再好不过；然而，如果银行存款数有限，那么贷款过多也会造成困难。相对来说，大宗存钱的多半是生意人和企业。那些升斗小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存钱的数目虽小，却是真正的存钱，压根就是吃利息。由于自身的经历，廖宝珊了解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廖创兴储蓄银行在创办初期便借助媒体，大肆宣传“小富由俭、大富由天”，吸引大批普通市民存钱。同时，廖宝珊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并首创“高息小额存款”。
稳步发展到1955年，廖创兴储蓄银行正式更名为廖创兴银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实际资本400万港元。廖宝珊成为舆论追逐的“鼎新革故”的银行家。廖宝珊在廖银大获成功，并且炒地炒金日进千金时，不为眼前利益所惑，一反常人的视角，看中了西区未来发展的前景。
商场成功者大多有相似的经验，其中有一条至为重要，即先知先觉的商业敏感。倘若始终跟着别人的脚印走，那就怎么也走不出别人的身影，弄不好商海翻船还不知遭遇了哪股风。廖宝珊独具慧眼，难怪日后权威人士惊叹他出手不凡。舆论界刚刚欣赏完廖宝珊的银行家风采，又赞其是港岛西区的“先行者”，是“眼光敏锐的潮籍大企业家”，“高瞻远瞩”，“益己利民”。也有记者问廖宝珊的经商秘诀，廖宝珊一脸认真地说：“经商没有什么秘诀，我只知勤劳苦作。”廖宝珊不肯公开秘诀，但不等于他没有。要知道1955年，他已将廖创兴储蓄银行正式更名为廖创兴银行时，未来的华人首富李嘉诚还在办小厂，生产塑胶花，还没有露头角。
50年代后期，廖宝珊大刀阔斧，将位于西环的公安、公源、源源、永源等货仓以及昆仑电器厂厂房统统买下，夷为平地，一口气建成18座高楼。令廖宝珊得意的是，所有楼宇均被抢购一空，此时正碰上香港房荒。尝到了发展西区的甜头，廖宝珊的第二次大动作是将均金、均利、祥发、永发、泗合、成昌等货仓再次魔术般变成了一大片高楼大厦。廖宝珊的推波助澜加快了西区的建设，马路在扩建，商铺在开张，人气在上升，巴士线路在延伸，投资者接踵而来，物业的价格也飞速上涨。一连串的地产投资，使廖宝珊赢得了西环地产之王的雅号，他的个人财富，自然也呈几何级数增长。
正当廖宝珊的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一场风暴突然而至。1961年6月，有一则谣言迅速在商界传开。这则谣言说，廖宝珊如此之多的钱，是走私毒品赚来的。警方已经查实了这一案件，并已经向其发出通知，要求他半年之内离开香港。如果这则谣言仅在地下传播，影响还不至于这么深远。问题是有一家媒体真假莫辨地将谣言当成事实登了出来。这一下，马蜂窝捅大了。6月14日，一个黑色星期三，一大早像往常一样，廖银准点开门营业，不曾想呼啦涌进一大批提款储户，这些储户多是市井百姓，大呼小叫，说是廖宝珊已将银行的钱提光，而且人也已经逃离香港。传言如风一般迅速刮向港岛每个角落，一时间，营业厅里乱成一团，银行职员们更是招架不住，使出浑身解数想安抚情绪激动的储户，但哪里管用。
3日之后，警方在报端发表声明：“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警方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挤提人群的情绪；汇丰、渣打作为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以及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的大商业银行，此时也联合发表声明，声称可透支3000万元支持廖创兴银行，挤提风潮至此才慢慢平息。据统计，3天内廖银接待挤提存户2万人，流失存款3000万港元。
看着自己一手建起的银行摇摇欲坠，这边又有妄图鲸吞者，廖宝珊终因刺激过度，于1961年7月24日，在挤提风潮1个月后，再度中风逝世，享年58岁。
